企业慈善行为测量及其对员工职场精神力的影响

针对现有企业慈善行为测量单一化、短期化与外部化的局限以及从内部员工视角研究慈善战略价值的欠缺,开展了两个关联研究。在研究一中,采用归纳法开发并检验了一份包含内外部慈善的日常性企业慈善行为量表。结果显示,企业慈善行为具有一阶双因素结构,由外部慈善行为与内部慈善行为因素构成。该量表信效度较好,可用于实证研究。在研究二中,检验了企业慈善行为对员工职场精神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内外部慈善均对员工职场精神力有积极作用,其中内部慈善行为作用更强。员工的"与组织价值观一致"相对"团体感"和"工作意义"被企业慈善行为解释的程度最高,表明企业慈善行为受到了员工高度的价值认同。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基础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利用2002—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对基于基础吸收能力调节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以专利授权数量表示的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加入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各个指标的调节变量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创新能力均产生了正面效应,但是与R&D经费投入和科研人员数量相比,这一促进效应依然较小;基础吸收能力调节变量的加入正向调节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来说,基础吸收能力对西部地区OFDI逆向溢出与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更为重要。     

珠三角潮感区排涝泵站规模选取

随着珠三角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涝区越来越淹不得,迫切需要提高排涝标准,而设置排涝泵站是主要措施之一。在实践中,业界主要通过平均排除法、洪峰流量法以及河道调蓄法来确定泵站规模。笔者通过对里水涝区的分析研究,初步提出考虑闸站联排模式的计算方法,继而结合雨峰与洪峰遭遇分析最终确定以河道调蓄方法计算珠三角潮感区排涝泵站的规模,通过实践验证,这种方法是合理可行的。     

金融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债务适度规模的影响研究

在考虑金融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影响的基础上,构建了以金融发展水平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存在“门槛效应”,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门槛值也较高;金融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门槛值相对较低;而一旦地方政府规模超过最高“门槛值”,地方政府较难通过金融市场来缓解债务压力。因此,长期来看,地方政府应将债务控制在一定适度范围内,并加强债务风险管控能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碳排放效应研究——基于2003～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

选用2003~2011年我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基于联立方程组模型,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对本国CO2排放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将会给本国带来正的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以及负的技术效应。综合三大效应的结果显示,我国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国内的CO2排放量。数据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国内CO2排放量将会增加0.5009%,其主要原因在于具有减排作用的技术效应远低于其余两大效应,据此提出了增加技术寻求型直接投资和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建议。     

Understanding business customer value in a retail environment: a scale development study

Our study has two primary objectives. First, we intend to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retailers need to consider when aiming for the growing target group of business customers. To this end, we develop a new scale for measuring business customer value in a retail environment, based on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cholars and decision-makers from retail, wholesale and market research in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the UK. Second, we examin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dimensions of business customer value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statistical techniques, such a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e determine that business customer value should be measured along seven dimensions. In descending order of relative importance, these are: conditional value, value of business services, value of personal care, value of assortment quality, value for money, value of assortment size and variety and emotional value. Retailers from different branches of trade, such as food, DIY, electronics or office supplies, are provided with strategic guidelines that will help attract business customers.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技术进步关系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基于1982－2010年广东省统计数据,运用C－D生产函数模型和索洛余值法测算农业技术进步水平时间序列,结合农村金融发展衡量指标,实证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技术进步关系。结果表明：尽管广东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技术进步存在长期均衡协整关系,但二者仅具有单向格兰杰因果联系,即农业技术进步是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均不是农业技术进步的Granger原因。故广东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技术进步间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     

基于DEA模型的我国物流业效率评价研究

有效评价城市物流效率是科学配置和规划城市物流资源的基础。选取2004-2013年我国物流总产值作为研究样本,以等级公路里程、固定资产投资和物流从业人数作为输入指标,以货运量、货物周转量作为输出指标,构建我国物流业的效率评价模型,对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结果发现：近年来,公司的整体效率虽然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物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有待提高。最后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基于四次农村社会调查资料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13年间的四次农村社会调查资料,对农村劳动力及外出劳动力规模和结构变动趋势、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价格和农业劳动力收入变动趋势等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规模下降和老化趋势明显,外出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不断下降且回流比例不断提高,在外出劳动力工资价格大幅持续上涨的同时,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些条件基本可以印证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的判断。     

人口新常态约束下特大城市的规模调控与转型升级

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变动极大,运用 Kernel 密度函数对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分析表明,当前以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为特大城市的划分标准是合理的。从城市人口规模变动的动态历程来看,该变动主要受城市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中国主要特大城市实有人口规模变动的分析表明,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调控应因时因地而动,不能搞一刀切,而且人口调控政策重点应该从数量控制转向结构优化。特大城市转型升级面临着农民工供给短缺、大学毕业生相对过剩、老年和少儿非劳动力人口持续增长等人口新常态约束。在这种人口增长新常态背景下,特大城市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促进政府制度创新和企业技术与管理创新是城市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